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侠文化历史和尚侠、慕侠的深厚民族文化心理。韩非子这样描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武侠是反政府的，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同统治者唱反调，以自己的善恶标准去惩恶除奸，藐视国家王法，因此为统治者所憎恨。这也决定了他们多舛的命运。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以赞扬的的语调写侠士，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世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从春秋时期的与刺客混为一谈的游侠儿，但唐朝时期的侠士，进入清代以后，大侠已经死去了。这时候的侠已经不能是侠，而是成为了统治者的爪牙。

这里我们首先要对《三侠五义》的成书过程做一个了解。道光年间著名说唱艺人石玉昆的《龙图公案》经人记录题作《龙图耳录》，删其唱词，成为白话小说。“同治光绪年间，先后有问竹主人和入迷道人对它进行润色加工，更名为《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

后晚清大儒俞樾“援据正史、订正俗说”，“别撰第一回”，更名为《七侠五义》。由此看来，《三侠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由民众创作而经文人修饰的说书体小说。因此可以说，《三侠五义》是反应民间愿望的一部小说，其人物形象是民众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侠是什么？侠最初是“侠义+武艺”的结合，侠有两个特征，一是要有“侠义”，要求侠士的精神是轻财重义，助弱制强，解困济危，锄暴安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当然也有“澳帝制，蔑王侯，平尊卑，轻名节”的标准；二是要有武艺，讲的是以暴易暴，力量是很重要的，并非酸儒可比。

但是到了清朝，武侠小说里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侠与官合二为一。侠成为官的爪牙，当然，是清官的爪牙，清官与侠客成了完美搭档。侠已非侠。鲁迅先生对此评价说：“这等小说，大概叙写侠义之士除道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

大侠死去的原因是什么？

《三侠五义》中侠依附与官是有着深厚历史原因的，并非是一部书突发奇想让杀死了大侠的。

在此有两部书不得不提，一部是《西游记》，实际上，《西游记》的前半部里塑造的孙悟空就是就是侠的典范，他为弱势群体猴群闯地府，后又大闹天宫，正体现出他反对统治者的一面。但是《西游记》从唐僧取经开始，侠的行为就已经成了官方的行为了。师徒取经之道可以说是在政府官员（唐僧）办理公案（取经）途中的除魔卫道的行侠故事，而且很多妖精的消灭都是孙悟空借助政府力量取得的胜利（常常上天空搬救兵）。所以说，从《西游记》开始，就已经有侠士归附官府的倾向。

还必须提到的一部书是《水浒》，这本书里，作为侠的一方，也即梁山伯的好汉，一开始是正统的侠士，但是宋江成为寨主后积极响应官府招安，旗下弟子虽有不满，但却无人反出，也可以说是侠士招安在官府之下，是大势所趋。

而之后成书的《三侠五义》，将侠士与清官的结合达到了完美。

《三侠五义》里的侠已经是奄奄一息的侠。

大侠是死去可以说是历史必然。要分析大侠为什么会死，我们应该先来看大侠为什么而生。侠实际上是底层人民的一种美好愿望，因为自己常常碰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危难，这时候如果有那么一个大侠，解救自己与水火之中，那当然是梦寐以求。而这些不能解决的危难，在封建社会里往往是官府带来的。于是侠就成了反官府的了。唐代这样的侠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唐代风气开放。而一旦到了文字狱大兴的明清时期，这种侠就去掉了反官府的一面，继而在清官旗下“为王前驱”，这种改变是政治压迫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侠的消亡是官府的胜利。侠之为侠，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快意恩仇，普通人迫于法律以及现实中的种种压力，私仇不能伸张，理想得不到实现，压抑的结果就是把报复寄托在自己理想的武侠人物身上，于是创造出那么一类可以快意恩仇，刀头舔血，名扬江湖的侠士。这可以说是有些阿Q精神的。然而到了《三侠五义》中，不仅是反政府的因素缺失了，快意恩仇的因素也在缺失。

《三侠五义》里的三侠，是展昭、白玉堂和欧阳春。

展昭一开始一人一剑，行走江湖，“只因见了不平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这时的展昭，颇有几分侠士的风范。后来遇到了包公，辅佐包公铲奸除恶，皇帝加封四品校尉，钦点“御猫”。早期在他身上的侠义之气渐渐就没了，一副感恩戴德的架势，笑傲江湖的豪气没了，仅仅成为了包公帐下一个打斗工具，成了一个“奴才”。

展昭的这种改变不是没有原因的，清朝时期人民渴望清官，于是包公被进一步美化，而这些清官要与奸邪斗自然免不了自身常常处于险境，明君的保护是少不了的，所以《三侠五义》里不缺少明君。但是光有明君是不够的，因为还有小人威胁到清官的安慰，于是很自然的，清官身边就少不了侠士的保护。展昭数度救包公性命，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侠之所以归顺官府，原因并非这么简单，还有更多的原因。清官需要侠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侠也是需要清官的。侠作为一种角色，当然希望自身的价值得到体现。渴求理解的角色期待，渴望自身价值的实现，侠的价值天平发生了倾斜。威震江湖当然是一方面，荀悦《汉记·游侠论》就认为“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他们“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身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这种威震的方式很易和匪类相混，匪以侠之名行邪恶之事，而真正的侠反而式微，于是真正的侠就需要借官府之力对抗匪类，更重要的是要得到官方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展昭被封为四品校尉钦点“御猫”，可以说是自身价值得到体现，名利双收了。

鲁迅先生评价这样的侠士说：“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人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但是，在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和封建社会长期的思想禁锢侠，中国人都是带有奴性的，在普通大众眼里，行侠固然是一方面，靠行侠得到官方认可光宗耀祖才是更为重要的。而老百姓这种理想的表现就是展昭这个形象了。

为什么侠士这种原本是最反政府最桀骜不驯的人种会和清官结合得这么和谐？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清官和侠士的职能的一致性。侠之为侠，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需要关注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谋福利的，而清官也正是如此。侠士和清官，都是百姓心目中的救星，他们的充当着相同的角色，因此他们的冲突是可以弥合的。《三侠五义》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媾和在一起的，《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忠，就是对皇权的忠心，使得他们成为了一个战壕的战友，高举忠的大旗，以一副奴才的面貌共同对抗奸邪。在《三侠五义》中，他们共同对抗的是庞太师！

《三侠五义》中侠义精神表现最为浓烈的就是白玉堂。他能急人之难，扶危济困。他帮助颜查散度难关，在东京杀人题诗、留刀寄柬，都体现了他的血性，正义感让宋仁宗都说：“他屡次做的都是磊磊落落之事”，尽管他采用的是“隐隐藏藏”的方式。后来归顺之后竟然身穿“罪衣”，口称“罪民”，侠的精神折落了。但是在包公麾下他不大收官场束缚，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张扬侠义精神里的狂放不羁的独立个性和快意恩仇的自由理想，这是他的可爱之处。然而正是他身上的这种侠义精神葬送了他的性命。他的死，是传统侠义精神在新时代的陨落。

《三侠五义》中另一侠欧阳春，可以说是晚清侠义精神的最后一缕光辉，他武功高超又不逞强斗恨，一边忘情山水一边四处行侠仗义，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为官府所用，不求报恩，不慕权势富贵，功成之后翩然而去，颇有几分虬髯客的古风。但是他的之所以能这样，除了自身品质高洁之外，还有别的理由。其一，他武功最为高超，力量让他能免遭胁迫；其二他四处游历山水，不受名利所累，同时也保证了他神龙见尾不见首的神秘。这两点保证了他能够不被各种势力所利用，因此他才能够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个性。

侠之古风不在。我们反观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侠出现在任何时代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后世出现的侠不在是侠，而是借侠之名行己之事。

金庸小说的出现可以说是侠士的一次复兴，但是金庸笔下的侠也已经不具备侠客的精神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如此诠释侠的内涵。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金庸笔下这样的侠士不多，至少主角里没有这样的侠士，当然更不会有具有真正侠义精神的侠士了。金庸笔下的侠，一部分是为国为民之士，但却是狭隘民族观的体现，如郭靖萧峰之流；一部分是毫无理想混迹江湖的混混，如韦小宝之流；一部分人是迫于形势行走于江湖少有侠义之行的人，如石破天、令狐冲、张无忌之流；一部分是陷于私情私仇私怨之人，如杨过之流……总之，大侠在金庸的小说中是不存在的。

金庸虽然将武侠小说推向了顶峰，但是他只是借侠之名，写人性之善恶。

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出现过许多模式类似的小说，其基本模式是少年是遭逢惨变，因种种奇遇而得到武功秘籍最后不仅报了私仇更是名扬江湖。这一模式跟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恩仇记》是同一故事，因此笔者将这一模式称之为基督山模式。这种同样模式的武侠小说的大量出现，是对上一个世纪中国发展的体现。上个世纪的中国是机会市场，能够抢到机会就能一夜暴富。基督山模式里的宝藏武功秘籍之类，都是机缘巧合之下被主人公所获得，这都是那个充斥着暴发户的时代特殊的产物。

到了现在，80后创作了一批新的武侠，而这类武侠小说之中，也无传统侠士的形象，甚至连江湖义气都已经消失不见，而代之以奇诡的想象，人性的恶毒等等。这类小说，或者描写爱情或者描写奇遇或者是其他故事，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这些故事都是现代故事置于古代环境下的翻版，是80后们对人性的理解做出的诠释。

大侠已死。

真正的大侠早已经死了。后世之侠都只是人民借侠士之名，表达自己的理想，而侠义精神缺流失了。

无可否认，看《三侠五义》，可以看到侠士精神的覆灭。从欧阳春到白玉堂，在到展昭，正好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侠义精神流失得干干净净，最后变成了奴才。

难怪鲁迅先生要骂国民的奴性，连大侠都成了奴才，还有什么人不能成为奴才？

读《三侠五义》，厌倦悲呼，扼腕长叹。

惜乎欧阳春！痛乎白玉堂！鄙乎展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