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開始便是斷代。從哪到哪兒稱為什麼期，啥時候到啥時候又稱為什麼期。總在找文學的共性，力圖用極可能簡短的文字去描繪某幾百年間的文學。雖然袁行霈先生是母校恩師，但這樣讀文學史，我不喜歡。社科院那版《中國文學史》，我同樣不喜歡。

我寧可文學是一筆糊塗賬，多一些曖昧不清，像酒吧煙霧裡看不清楚的姑娘的臉，而不是高考政治一字不許錯的標準答案。

至於對錯、好壞，管他那麼多！

我喜歡的就是好的，至於其他人覺得好不好，與我無關。我喜歡一個姑娘，這個姑娘什麼都是好的。

其他的姑娘，有的長得醜點兒、舉止粗俗、見識淺薄，很不好，與我無關；有的姑娘長得貌若天仙、氣質優雅、學識不凡，她很好，但同樣與我無關。

這當然不是做學問的態度，這是搞文藝的態度。

大學時，和同學討論過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的中文系難得出作家？

當時我無法回答，只是感慨讀中文系的我大概不是作家的料。今天來想，可能是中文系太關注對錯。哪個作家屬於哪個流派，哪個作品屬於哪個時代，半點錯不得。那時考試還有名詞解釋，一個文學詞彙，有需要背誦的標準答案。並且，文學史書上，對各個作家都有評價。甚至恨不得，一個時代裡的哪個作家第一，哪個作家第二，都要排個序。

但于我這樣一個獨立個體來說，一個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若何，與我何干？我喜歡，他就好；我不喜歡，地位再高，我也不讀。

讀文學史，我喜歡讀木心講述、陳丹青筆錄的《文學回憶錄》。

你看木心：

我想，如果中國有宏偉的史詩，好到可比希臘史詩，但不能有中國的三百零五首古代抒情詩。怎麼選擇呢？我寧可要那三百零五首《詩經》抒情詩。

為什麼？因為：

我愛《詩經》之詩。

哪有那麼多理由？哪有那麼多論證？“我愛”，就夠了。

梁文道在《文學回憶錄》的序裡說：

你看木心《文學回憶錄》，斬釘截鐵，不解釋、不道歉、不猶疑。他平視世界文學史上的巨擘大師，平視一切現在的與未來的讀者，於是自在自由，娓娓道出他的文學的回憶。

這樣的木心，我喜歡。

我自然難有如其一般的學識，但我也不仰視那些巨擘大師，再好的作品，在我眼裡只有：

我喜歡，和我不喜歡。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我覺得做文藝的，要時刻記著這句話，並且時刻警醒自己。

比如讀詩，別總想著李白杜甫盛唐第一，因而啥都是好的，我覺得讀文學最忌先入為主。不能先有了一個文學史的框子，把思想框住了。一個作品在文學史地位高，如果讀來自己不喜歡，就懷疑自己欣賞水平不夠，以為自己錯了，因而惴惴焉，我看大可不必。李白有的詩，讀來不免牢騷，我就不喜。

這私人的喜與不喜，不取決於文學史這幾部書，那是編撰書籍之人的喜與不喜。私人的喜與不喜，取決於個人的才情、學識和閱歷。

少年時讀杜甫，總是不喜。如今讀杜甫，每每愴然淚下，直覺那真是文學的最高峰之一。

早年讀陶淵明，也是不喜。如今讀陶淵明，才覺真是偉大的作品。順帶一提，木心說陶淵明，那“斷語”下的真是好：陶淵明不在中國文學的塔內，他是中國文學的塔外人。

但文學畢竟有好壞，不能喜歡壞的，不喜歡好的。

要讓私人的喜與不喜，能識得了文學作品的好壞，能解得了字裡行間的妙處，個人的才情、學識和閱歷都要提高，更難的是，要養木心所說的元氣。

我以為“浩然之氣”，指元氣，如你果然獻身藝術，藝術會給你不盡元氣，一份誠意，換一份元氣。犧牲功利，犧牲愛情，背叛政治，得到藝術，真的要犧牲。
小細節上更難。光陰逝，要在一秒一秒消失的光陰中，保持藝術家風度，守身如玉，絕不讓步。

這裡“浩然之氣”，說的是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原意是自知之意，我則如周汝昌一般以為，欣賞文學，是以我之心去尋古人的心。

以我心養元氣，而後我心的喜與不喜，才得以靠近偉大作者的喜與不喜。“以意逆志”，於書海中，去敲那些偉大作者的門，或烹一壺清茶，或攜一罐濁酒，和他們談談心。

再讀文學史，舍了對於錯的糾纏，因而得了自由。由著我看，由著我想，也由著我寫些粗鄙的讀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