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開始便是斷代。從哪到哪兒稱為什麼期,啥時候到啥時候又稱為什麼期。總在找文學的共性,力圖用極可能簡短的文字去描繪某幾百年間的文學。雖然袁行霈先生是母校恩師,但這樣讀文學史,我不喜歡。社科院那版《中國文學史》,我同樣不喜歡。
我寧可文學是一筆糊塗賬,多一些曖昧不清,像酒吧煙霧裡看不清楚的姑娘的臉,而不是高考政治一字不許錯的標準答案。
至於對錯、好壞,管他那麼多!
我喜歡的就是好的,至於其他人覺得好不好,與我無關。我喜歡一個姑娘,這個姑娘什麼都是好的。
其他的姑娘,有的長得醜點兒、舉止粗俗、見識淺薄,很不好,與我無關;有的姑娘長得貌若天仙、氣質優雅、學識不凡,她很好,但同樣與我無關。
這當然不是做學問的態度,這是搞文藝的態度。
大學時,和同學討論過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的中文系難得出作家?
當時我無法回答,只是感慨讀中文系的我大概不是作家的料。今天來想,可能是中文系太關注對錯。哪個作家屬於哪個流派,哪個作品屬於哪個時代,半點錯不得。那時考試還有名詞解釋,一個文學詞彙,有需要背誦的標準答案。並且,文學史書上,對各個作家都有評價。甚至恨不得,一個時代裡的哪個作家第一,哪個作家第二,都要排個序。
但于我這樣一個獨立個體來說,一個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若何,與我何干?我喜歡,他就好;我不喜歡,地位再高,我也不讀。
讀文學史,我喜歡讀木心講述、陳丹青筆錄的《文學回憶錄》。
你看木心:
我想,如果中國有宏偉的史詩,好到可比希臘史詩,但不能有中國的三百零五首古代抒情詩。怎麼選擇呢?我寧可要那三百零五首《詩經》抒情詩。
為什麼?因為:
我愛《詩經》之詩。
哪有那麼多理由?哪有那麼多論證?“我愛”,就夠了。
梁文道在《文學回憶錄》的序裡說:
你看木心《文學回憶錄》,斬釘截鐵,不解釋、不道歉、不猶疑。他平視世界文學史上的巨擘大師,平視一切現在的與未來的讀者,於是自在自由,娓娓道出他的文學的回憶。
這樣的木心,我喜歡。
我自然難有如其一般的學識,但我也不仰視那些巨擘大師,再好的作品,在我眼裡只有:
我喜歡,和我不喜歡。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我覺得做文藝的,要時刻記著這句話,並且時刻警醒自己。
比如讀詩,別總想著李白杜甫盛唐第一,因而啥都是好的,我覺得讀文學最忌先入為主。不能先有了一個文學史的框子,把思想框住了。一個作品在文學史地位高,如果讀來自己不喜歡,就懷疑自己欣賞水平不夠,以為自己錯了,因而惴惴焉,我看大可不必。李白有的詩,讀來不免牢騷,我就不喜。
這私人的喜與不喜,不取決於文學史這幾部書,那是編撰書籍之人的喜與不喜。私人的喜與不喜,取決於個人的才情、學識和閱歷。
少年時讀杜甫,總是不喜。如今讀杜甫,每每愴然淚下,直覺那真是文學的最高峰之一。
早年讀陶淵明,也是不喜。如今讀陶淵明,才覺真是偉大的作品。順帶一提,木心說陶淵明,那“斷語”下的真是好:陶淵明不在中國文學的塔內,他是中國文學的塔外人。
但文學畢竟有好壞,不能喜歡壞的,不喜歡好的。
要讓私人的喜與不喜,能識得了文學作品的好壞,能解得了字裡行間的妙處,個人的才情、學識和閱歷都要提高,更難的是,要養木心所說的元氣。
我以為“浩然之氣”,指元氣,如你果然獻身藝術,藝術會給你不盡元氣,一份誠意,換一份元氣。犧牲功利,犧牲愛情,背叛政治,得到藝術,真的要犧牲。
小細節上更難。光陰逝,要在一秒一秒消失的光陰中,保持藝術家風度,守身如玉,絕不讓步。
這裡“浩然之氣”,說的是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原意是自知之意,我則如周汝昌一般以為,欣賞文學,是以我之心去尋古人的心。
以我心養元氣,而後我心的喜與不喜,才得以靠近偉大作者的喜與不喜。“以意逆志”,於書海中,去敲那些偉大作者的門,或烹一壺清茶,或攜一罐濁酒,和他們談談心。
再讀文學史,舍了對於錯的糾纏,因而得了自由。由著我看,由著我想,也由著我寫些粗鄙的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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