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女神》于1921年8月出版。在女神出版后不久，闻一多先生久看出了它独特的价值。他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的时代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这段很经典的评论点出了《女神》的特征。

《女神》破坏旧世界，憧憬新世界的精神，高度浓缩了五四高潮时期的时代精神和生气勃勃的浪漫主义文化心态。

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作者的着眼点放在表现主观情感，注重自我，个人与自然。郭沫若正是这样一个重视主观、偏于主观表现的诗人。在《女神》中，作者通过强烈的感情色彩的诗句，进行自我抒情，自我塑造。

《女神》中的诗，篇篇有“我”。

如《天狗》全诗29行，每行都以我开头，这个“我”是诗人自己，更是融宇宙宇宙万物于一体的大我，他气贯长虹，天上地下自由驰骋。他有一种压抑不住的能量，一种狂热得无法发泄的力量。这个“我”甚至连我都要“吞”了：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噬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最终，这种感情变成了一种狂呼：“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这种激情与狂热，这种强烈的自我的主观意识，正是五四浪漫主义的特点。

也有一些诗篇，作者并未用第一人称，但是都带有强烈的自我的情绪。如在《晨安》中，作者向着大海、旭光、白云、丝雨，向着祖国、同胞、扬子江、黄河、万里长城、喜马拉雅山，向着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向着那些艺术大师，向着那些革命者，一口气喊出了27个“晨安”。

贯穿在《女神》中这个无所不在的自我，是诗人的化身，是烈风，是高山，是大海，是宇宙的中心。它不仅包含了我，还包含了你，包括自然。

如诗人对梅花的赞美：

梅花呀！梅花呀！
我赞美你！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
还有甚么你？
还有甚么我？
还有甚么古人？
还有甚么异邦底名所？
一切偶像在我面前毁破！
破！破！破！
我要把我的声音唱破！

在梅花中，我你，有我，有自然。这就否定了偶像，否定了主宰生命的神圣的力量，而充分肯定了人的力量，自我的力量，自然的力量。

这与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突出主观、个人与自然，我行我素的价值观是符合的。

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满蓄生命意识，向外，敢于反叛一切束缚生命的规范、条条、框框。打破一切，破坏一切正是这一时代的精神。

郭沫若具有很强烈的破坏精神，他说：“我们的事业，在目下的混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我们的精神要为反抗的烈火然得透明”，我们“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迸射出全部的灵魂，提供出全部的生命”。这种强烈的破坏旧世界，创造新生的精神，在《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作品中都表现得很充分。

诗剧《女神之再生》中，诗人借古代神话中的共工与颛顼之间的战争，比喻那些专制独裁的统治者和军阀，通过女神的歌表示：“我们要去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郭沫若的《女神》在形式上也表现出强烈的自我的情感，不拘形式，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他的诗歌形式完全受思想内容的制约，打破了以往诗歌所有的条条框框，在形式上就表现出了反叛和打破一切束缚的精神。他说：“我想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换一句话说，便是在感情的美化。”也即一切形式都是为了表现情感。他甚至说：“我也是最厌恶形式的人，素来也不十分讲究它，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是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乱舞罢了。”

这种摆脱形式，张扬个性的精神也是五四浪漫主义思潮的特征。

五四浪漫主义的哲学主要是“泛神论”和“生命哲学”。其中泛神论在郭沫若的诗歌中表现的非常充分，不可不提。

泛神论是16-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哲学思潮。在主张泛神论的哲学家中，给予郭沫若最大影响的是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很复杂，而对郭沫若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他的“神即自然”的观点，他认为神不是超越于自然之外的主宰，而是自然所有的神性，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郭沫若这样理解泛神论：“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现。”郭沫若进一步解释：我也只是神底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这在前文提到的对梅花的赞颂中就有很好的体现。梅花就是自然，梅花就是我，有你，有我，有“全宇宙的本体”。另外在《凤凰涅槃》中，也较多地表现了这种泛神论的思想。

浪漫主义文学往往具有很强的幻想和想象的成分，郭沫若以丰富多样的取材，充满激情的想象写出了《女神》。这篇著作集中体现出了五四浪漫主义思潮的特征，也反应出了那一个时代的特征。不愧闻一多的评价——“一个时代底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