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碧血千秋》

2011年7月7日，在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之际，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1000多名各界代表一起参加纪念仪式。在为“独立自由勋章”揭幕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身旁除了两名少年儿童、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同时还有国民党老战士林上元。在参观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询问国民党。

早在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近年来，对待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功劳，国家领导人层面也在做出修正。

而宜昌，在曾经的石牌保卫战中，作为“最后的国门”，为遏制日军西进的步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中共中央重新评价抗日战争中参战各方功绩的时期，我们缺少一部由宜昌人讲宜昌抗战的影视作品。因而，《碧血千秋》的拍摄制作，是具备历史意义的。

纪录片《碧血千秋》，是首部宜昌人认识宜昌抗战的作品：

《碧血千秋》完全由宜昌人拍摄制作，拍摄地点、采访人物，也全部是宜昌人。影片从宜昌人的视角，重走当年的血战发生地，采访当地民众，回顾石牌保卫张，也回顾了战后抗战陵园的几经变迁。

纪录片《碧血千秋》，是一部记录民族精神重塑的作品：

《碧血千秋》虽然局限于宜昌一地，但视角是民族的。影片在回顾战争的同时，也并未回避文革期间当地民众对抗战陵园破坏的历史事实。

但更重要的是，在影片里陵园复建、残碑寻回等故事中，我们看到人民政府、民间志愿者、当地村民等不同层面，对民族精神的认同。无论是市民政局在黄花乡修建的壮阔的抗战纪念陵园、点军区民政局对平善坝纪念碑的恢复、高家堰政府对烈士墓碑的保存，还是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协会为寻找烈士谭雄飞亲人所作出的努力，或者是当地农民对“都是中国人，是为保卫宜昌而死”的质朴话语，甚或是当地农民画家用巨幅油画讲述张家口野战医院的故事，我们在影片中，能看到不同层面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凝聚和重塑。这对于我们认识历史、认识当下、展望未来，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纪录片《碧血千秋》，是一部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作品：

英灵埋骨地的现状是怎样的？曾经的纪念碑现在是什么样子？当亲历者逝去，未经历战火的后人，在享受和平的时候，对牺牲者是怎样认识的？人民政府在保护先烈骸骨，复建烈士陵园，修复纪念碑等事情中，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这些都能在《碧血千秋》中寻找到答案，而这些答案，也是战后70多年这个历史节点上，当代人对待抗日战争的认识转变的记录。这些记录，也必将跨越时间，为后代子孙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

纪录片《碧血千秋》，是一部具有艺术生命的真实作品：

真实是纪录片的艺术生命，也是纪录片感染力酿造的基础。《碧血千秋》严谨地调查石牌保卫战期间的历史史实，著有《浴血鄂西》的陈宏灿先生全程参与田野调查，摄制组甚至远赴台湾只为找到一位烈士的身世资料。在拍摄过程中，本片以“真实电影”的理论为创作指引，积极参与、主动渗入，强调主客体接触获取深层真实，追求客观纪实效果。

《碧血千秋》不是对历史的搬演，不是在故纸堆中的搜寻，更不是罔顾历史史实的演义，而是深入田间地头，重新回到石牌保卫战中那一场场血战的发生地，调查采访。

纪录片《碧血千秋》，是一部用时间酝酿出意义的作品：

纪录片是时间的艺术，是等来的真实。《碧血千秋》的制作，历时4年，不断深入民间山林。影片中，记录了野战医院遗址从一所杂草丛生的荒败小学，到拆掉、打地基、建设，到建成典礼的全过程，记录了农民画家巨幅油画《最后的国门》从绘制、到进入夷陵博物馆的过程，记录了谭雄飞残碑从被发现在高家堰政府、到重新立在烈士坟头，等等。影片跟踪记录，不断调查，定期采访，用散布于民间的历史碎片，书写出宜昌人对民族精神认知的历史画卷。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用影像的方式解读文本、表达观点的当下，《碧血千秋》为宜昌人认识宜昌历史提供了一个契机。影片从多角度、多层面解读战后的社会文化，囊括了多义性、多元性的内涵，其本身所具备的社会文化价值，也是巨大的。